个人简介：
崔朝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访问者。2015年10月至今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课题为明代文人画“吴门画派”专题研究。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并兼及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工作。曾在《美术》、《美术观察》、《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独立承担和参与教育部、厅级课题多项，获省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并在国内外举办、参加书画艺术作品展。
2017年5月31日至6月2日期间，崔朝阳博士在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美术学系开展明代文人画“吴门画派”专题系列讲座，我们很荣幸能在崔老师闲暇之余向他进行采访。
（通讯员：夏侯庆、刘雪庭）：崔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您是如何发现自己在中国画理论研究这方面的兴趣并一直持之以恒地研究走到现在的呢？
崔朝阳：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主要是学习绘画技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了中国绘画特有的文化属性，就发现如果要在绘画实践中有所发展，就要对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在闲暇之余我花了较多的时间钻研理论，然后被理论本身的魅力深深吸引了。
通讯员：中国画受制于传统文化意象，在画面的题材表现上可以说是有一定套路的，这同样与图像学研究的某些方面相类似，但为什么图像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一些当代的中国画研究时会遭到一些奇怪的诟病呢？
崔朝阳：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图像学的一些认识问题，有人认为图像学就是基于帕诺夫斯基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东西，梳理出的研究图像学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研究方法的产生来源于西方的艺术作品，所以这种研究方法不适用于中国艺术的研究。但我们知道，现代的学科研究，包括美术理论研究与其他文史学科的研究，都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许多人对文史的研究进入了瓶颈期，各学科也发展到不知道如何推进的阶段。现在主要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我们把所有的学科都打通就是为了跨界，打通之后就会重新认识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人类学不光是过渡的学科，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的东西。我认为图像学的基本核心内容是基于图像质量，这是图像学的第一层研究；第二层研究是指这个物体是什么，有什么意义；第三层研究是指在这件作品里面，它体现一般意义的同时有没有体现额外意义。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绘画，像一些比较稳定的绘画结构，比较常用的绘画符号，例如渔父、亭子、隐士，它是有一定意义的。我觉得可以从图像学角度来作为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只是在运用的时候要尊重我们本民族的一些文化传统特点，不能说完全否定图像学的意义，它应该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通讯员：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些中国画的形制，古人为什么讲究画面上落款、构图、以及题字的大小和位置等这些细节呢？
崔朝阳：其实，中国画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画面结构，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北宋画面的题款、文字的出现都是非常隐蔽，不突出作者的姓名。这就涉及到作者的身份问题，他们大多是宫廷画师，更多是为了服务于宫廷的政治分配，当然也会结合皇帝的审美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现自我情感。但之后这种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由于大量士大夫参与创作绘画，出现了文人画观念。文人想要把自己的诗文素养体现出来，同时又是为了拓展画面的意境，传达境外之境，画外之象，而文字还能引导我们进入到想象的审美当中，所以题款的形式变得重要了起来。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是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这跟艺术观念变化的影响是非常密切的。
通讯员:我们在观赏许多古画时，时常发现这些画带有非常浓厚的时代性和地域文化特征，但为什么在现代绘画中这一点却不明显呢？
崔朝阳：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现代社会大为不同，古时地域之间关系比较封闭，迁徙不便再加上农耕社会的社会结构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较少。在士农工商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交往简单、人员往来少，因此画家的选择性较局限。但在现代社会中，现代科技发展迅速，迁徙的便捷程度加强了。因此，现代艺术家的生活地域、籍贯、表现主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之前地域性的东西都被打乱了。所以现在的画家所处的地域性和有序性特征比较淡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绘画的这种地域文化特征不那么明显的原因。
通讯员：对于学习中国画理论和绘画的员工来说，您在学习与研究上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呢？
崔朝阳：不同专业员工定位是不同的，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需求。首先，作为美术史论专业的员工，我们要关注文本，探寻艺术脉络的产生，学会梳理出具体的美术史。作为绘画专业的员工，要更多关注画面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联系，然后去理解画面的形式感以及画意所表达的内在结构。中国画专业的同学的绘画最终要服务于艺术创作，所以需要更多了解画面的艺术表现，例如色彩、线条，以及他们在那样的时代下，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是如何产生的？受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在面对中国美术史丰富的历史遗产时取舍要不一样，要学会找到自身的定位。
